(一)官僚知识结构之辩 儒家认为官僚应该拥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而非仅精通其管理所需的专业知识。
但是，力图网罗一切于法律的思维恰恰是施密特所说的规则论思维。合作越密切、越有成效，在市场竞争中越能够占有优势地位。
竞争权从未在实然层面获得任何立法肯定，竞争秩序作为整体利益无法分割为专属客体，竞争权利思维与作为其基础的竞争法的不自洽，容易导致竞争法简化为竞争者之法，将竞争利益生硬切割，不仅无法关照潜在竞争者及其利益，忽视消费者利益，而且还会引致竞争法学的历史倒退。以反对限制竞争、阻止竞争为目的竞争法保护作为经济活力之源的竞争自由，而不是钤束、毁灭竞争自由。虽然反垄断存在的基础是对限制竞争的干预，但是反垄断的目的也是维护自由竞争，这就要求政府与市场之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合作与竞争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我国学术界对于反垄断法制度保护的模式与权利归属保护模式的差异性有所觉察，认为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另辟蹊径，不同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面保护，而是通过反向制裁达到保护的目的，以法律救济为主要措施的特点。
演进的理性，就是认识社会制度演进的客观规律。当然，建构理性并非就是谬误，但不能脱离演进的理性，两者必须紧密结合。(56)参见齐延平：《法制现代化：一个西方的幽灵?》，《政法论坛》2007年第2期。
法制与法治的区分已达成四点共识：其一，法制侧重立法，而法治既重立法尤重法律的实施，视法律实施为法律的生命。中国法治进步的两大显著标志：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意味着从旧价值向寻找新价值的转变。(23)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参见朱景文：《中国法理学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47-251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法的本体论一直是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心，(27)而认识法的方法受到的关注却十分有限。
此次会议之后不久，法理学界即围绕如何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研究，对法治体系的内涵予以科学揭示。中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法治与德治本土资源，(60)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从未间断的国家。法律与道德各有其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③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
其特点是国家理论与法学理论交织，法学连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都没有，法学实质上仍是政治学。人权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法治是实现正义的艺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还是法制靠得住要法治，不要人治一锤定音，中国法学界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法治理论的艰难转变。
(15)参见黎国智：《实现依法治国，路在何方?》，《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1期。法学界在探讨法律问题时依旧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积40年的经验，法理学做到了三个坚持：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般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上，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正是在巩固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学术争鸣中对不同的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理论的交融和碰撞中求同存异，在理论的演进中凝聚共识、汇流成河、集腋成裘。
参见姜峰：《徐显明出席世界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大会》，《山东大学报》2009年9月21日，第A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第58页。争论中有些观点甚至被提升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33)参见徐显明、齐延平：《走出幼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11)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权利本位的理论还催生了中国权利学派，这是中国法理学40年发展中唯一可按立场、观点、方法划分而形成的理论学派。
(51)参见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2011年第3期。(28)参见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1页。
⑥法理学开始突破一个个学术禁区，形成了争鸣不断、观点纷呈的局面。(54)参见徐显明、张文显、李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三位法学家的对话》，《求是》2015年第5期。
法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法的价值的过程。王志华：《苏联法学家的命运(二)——维辛斯基非同寻常的一生》，《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12辑。
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得与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等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都进入法理学的视野。三是以实现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研究重点。郭道晖：《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20)上述认识成为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界思想解放里程碑式的成果。
法治理念的社会化并根据这种理念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法治文化。倘若能够像20世纪40年代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普及一样，(62)形成大众法理学，中国社会便可进入法理社会。
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理论的深入有赖于方法的更新，手段影响着理论的形成。
(46)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只有当学理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时，它才能指导实践。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三，法制是法律现象的一般形态，在任何历史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而法治则是法律史上的高级形态，它只在民主与商品经济出现之后才出现。(42)参见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法治实践的启迪。
⑩参见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6-600页。(49)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第230-269页。
就量的对应关系而言，也是等量齐观的，有多少权利就应有多少义务，有多少义务就应有多少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14)参见舒扬主编：《中国法学30年》，第141-142、296页。
为什么法学是权利之学而不是义务之学?这是一直困扰中国法学界的哲学问题。在理论方向的大是大非面前，法理学始终是清醒的。
